近代是掌故学发展的重要时期，其间名家辈出、佳作频现，内容既涉人物品评，又关社会风俗，虽属历史研究，但无学院派的条条框框，可谓中国传统杂史在民国时期的新发展。在这一发展时期，有部分学者主要侧重研究清末民初的革命史实，其中稍早的当属刘成禺、冯自由，而稍后的则是陆丹林。

　　陆丹林是广东三水人，早年在广州军政府任职，后主要在上海、香港等地从事文化活动，曾主编《逸经》、《大风》、《文化界》等著名文史杂志。他本人喜好文史、交游广泛，与革命党前辈、文史名家、书画大师多有往来，耳闻目睹了许多革命事实和名人轶事，加之他平时留意史料的搜集，又勤于动笔，使其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即成为辛亥革命方面的掌故学家。

　　但陆丹林的掌故不同于道听途说的故事，他做事做人相当认真，其历史考证文字虽无学术论文的严谨规范，但征引必有出处，条理相当清晰。面对当时文史研究中错漏百出现象，他提出“宁抱憾于遗珠，毋贻讥于乱玉”的行文原则，即使简略，也不能将道听途说之事以耸人听闻之笔写出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陆丹林虽处学界之外，却颇有学术眼光，他在古史研究盛行的民国时期提出重视近代史的研究工作，并提倡对民国前辈进行访问记述，可谓开创了“口述史”的研究先河。也正是因为他对近代史料的重视，当其于1937年主编《逸经》时，特增加“近代史料”作为首要栏目，进一步提升了《逸经》的学术品位和史学价值。

　　多年活动在外，陆丹林与家乡失去了联系，以至于1940年三水县着手编撰方志时，总纂黄祝渠以为其已物故，并将其列入了儒林传，成就了一则活人入传的史坛“佳话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仍定居沪上，并于1972年终老于此，与家乡再无关联，这也就难怪1995年出版的《三水县志》中并没收录这名民国文化界的“闻人”。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图书出版业的发展，陆丹林的《革命史谭》、《当代人物志》、《世载堂杂忆续编》（陆丹林注释）等著作陆续出版，关于他的回忆文章也有零星几篇见诸报章杂志。但与他四百余篇的文章数量（并非全部，仅为笔者搜集的数量）相比，目前对陆丹林的研究和重视程度均不够。

　　因此，作为他的家乡，无论是三水区还是佛山市都应对这位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、编辑、美术评论家予以重视，组织人力研究他的生平，整理他的作品，同时挖掘其他像陆丹林这种客居他乡、名声在外的文人学者，集中整理他们的作品，形成系列丛书或文献集成，因为这不仅是对先贤的纪念，也是对后人的激励，更是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