讴歌之王黄鲁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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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佛山日报记者张少鹏 图/佛山日报记者王伟楠、张少鹏

  “怕听琵琶,多年漂泊,到处不成家,凄凉到咁,不若叫佢唔弹罢。” 2014年6月17日的午后,祖籍佛山南海九江的96岁抗战老兵黄洪颤巍巍地轻轻翻开一本发黄的小册子,情不自禁地哼唱起父亲的作品。这是他阔别70年后,再次看到父亲的遗著,黄洪百感交集,感叹万千。

  其父名黄鲁逸,字复生,是广东著名的报人、剧作家,曾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反清革命。毕生写了大量粤讴和南音作品,被誉为“讴歌之王”。把粤讴的思想性、艺术性推向了新的高度。

  然而,随着粤讴的没落,这位以歌为武器的革命党人也逐渐被人淡忘。近日,记者通过走访其后人、查阅史料,窥探这位以酒当歌革命人的嬉笑怒骂的一生。

  幼年师从朱九江迷上“粤讴”

  南海九江镇位于西江干流之畔, 历史上素有“小广州”的美称。晚清时代,九江有一位知名的大儒朱次琦(朱九江),可能很多人不知道,清末民初,九江还有一位知名的文化人黄鲁逸。幼年时代,黄鲁逸师从朱九江。

  半个多月来,记者多方寻找有关黄鲁逸的线索,但是还没有发现比较全面的资料,黄鲁逸的生平资料多散见于同时代革命党人的生平介绍中,大部分内容是只言片语,唯一的专著是其侄儿黄志强在1928年(民国十七年)请罗达夫搜集编著的《鲁逸遗著》。

  《遗著》至少有2集,第一集原为南海“龙舟说唱”传人关祥先生所拥有。关祥先生今年89岁,是南海西樵知名的地方文史专家。前些年,关祥把资料捐给佛山市档案馆,目前藏在档案馆内。册子很小,厚不过百页,大小约等于两本收据本,高剑父为封面作画,里面收录了黄鲁逸生平创作的粤讴36首,南音1首,班本4个,并有10位友人为该书作序。

  据第一集的预告目录显示,《遗著》还有第二集,收录黄鲁逸的生平轶事,但记者检索广佛两地的博物馆、图书馆,并未发现这本书的踪迹。黄鲁逸之子黄洪也表示,幼时,家长藏有《遗著》,比如今收藏在市档案馆的这一本“厚很多,色彩也更加鲜艳”。

  即便如此,通过这本小册子,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位革命老前辈烂漫的一生。

  曾任《世界公益报》的李大醒在《遗著》开篇序言中介绍,黄鲁逸于1869年出生于顺德龙山,但很早,家族就迁到了南海九江,在黄鲁逸7岁时,一家人又随着经商的父亲搬到澳门。

  关祥和黄洪说,在前往澳门之前,黄鲁逸拜“九江先生”朱次琦为师,在礼山草堂读书。

  朱次琦是黄鲁逸舅父,他对黄鲁逸的影响有多大,无从考证。而日后让黄鲁逸声名鹊起的粤讴,则更多是来自于其母亲邓氏的言传身教。

  将情歌“粤讴”改成战歌

  1894年,25岁的黄鲁逸到上海、武汉谋生,遭遇白眼,颠沛流离数年后回广东,与陈少白、郑士良等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运动,先后在粤港有影响力的《世界公益报》、《广东报》、《华侨报》任编辑、记者。

  黄鲁逸除了在报刊上写“庄言正论”外,还将民众喜闻乐见、短小精悍的粤讴当成宣传革命新思想、反映内忧外患的载体,创作大量粤讴、剧本,赢得“粤讴之王”的称号。

  “拿着军阀、恶僚、土豪,社蠹,做他的对象,半嘲半骂,听他们慢慢消受。”友人冯玻璃在《遗著》的另一篇序文中写道,黄鲁逸的作品多发在报屁股中,但只要有他的几句“粤讴,一出剧本,便异常色彩”。

  另一友人黄祖诒的序文更表示,黄鲁逸的粤讴“一经刊登,阅者争相购买,甚至有舍特电要闻不观,而反以先睹君之所撰之剧曲为快者”。

  黄洪记得,小时候,广州市井几乎人人都会唱父亲的作品,父亲没有教过他唱粤讴,但如今,他拿到歌词,仍能够很快就唱起来。

  在黄鲁逸的推动下,粤港澳的报纸竞相模仿,每日都刊登一两首新的粤讴,大有无粤讴不成报纸之势。友人李孟哲写的序言里分析道,黄鲁逸的粤讴之所以被人追捧,在于“言近旨远,臧否人物,指陈时政皆托儿女旖旎之词,不自知其感人至深”。

  成立影剧社改良粤剧

  粤讴是广东曲艺说唱之一,与木鱼、龙舟、南音、板眼被称为粤调。粤讴起源于珠江一带的疍歌和咸水歌,本来是珠江花舫、妓院妓女唱咏的情歌,后为岸上瞽姬师娘等人的歌唱。

  道光八年(1828),南海名士招子庸将自己创作及从民间收集的121首粤讴,结集成《粤讴》(又称《越讴》),才有了粤讴这一叫法。1904年,英国人金文泰把《粤讴》译成英文,将其与希伯来民歌并列,名为《广州情歌》出版。此后,《粤讴》相继被译为葡萄牙语、日语,远播世界,成为扬名海内外的说唱艺术 。

 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后,盛极一时的粤讴开始衰落,到如今,佛山、广州已不闻粤讴曲调,在佛山,除了关祥先生能够用龙舟说唱的方式演绎粤讴外,已无其他人能够歌唱粤讴,其逐渐被融入粤剧之中,成为折子戏。

  粤讴为何会衰落?已故的佛山非遗专家陈勇新分析,粤讴是在外江班统治广东戏剧舞台,到处是舞台官话和异腔北调的背景下产生的。为了与舞台官话抗衡,粤讴在唱腔音乐创新上下功夫,既不以某种地方民歌为依据,又刻意离开木鱼、龙舟、南音的框架而标新立异,令当时的人耳目一新而盛极一时。若干年后,粤剧、粤曲成为地方音乐、文学的总汇,上升为大众主流文化时,粤讴开始显得格格不入,加上粤讴字少腔多,不适合现代人口味,且难以融进粤剧粤曲中,逐渐销声匿迹。

  在辛亥革命的准备和发动阶段,为传播革命思想,革命党人纷纷改良戏剧作为传播工具,革命志士和学生、工人等联合起来,组成戏班,成为“志士班”。辛亥革命前后10年,共有30多个“志士班”成立,其中,又以黄鲁逸、陈少白、黄轩胄等人在澳门成立的“优天社志士班”(后改名为优天影剧社)影响最大。

  已故的佛山非遗专家陈勇新撰写的《讴歌之王——黄鲁逸》一文中介绍,1903~1913年,该社因为经济困难或清政府勒令解散而时起时落,但涌现了郑天可、靓雪秋、姜武魂等名角,深受群众喜爱,黄鲁逸创作的改良粤剧剧本《虐婢报》、《贼现官身》等因以通俗浅白的方言描写当时官场的黑暗,民间的疾苦,而最为脍炙人口。

  1924年,黄鲁逸重组优天影院,因当年是甲子年,又称甲子优天影。在此期间,黄发现了陈非侬有潜质,让他担当旦角主演《自由女炸弹迫婚》,一炮而红。

  在宣传革命思想的同时,优天影剧社还推动了粤剧舞台官话唱念向粤语过渡,小生由尖窄假嗓改唱平嗓,大量吸收民间歌谣入腔,从而引起唱腔音乐发生质的变化,完成由古腔向现代粤剧转变。

  不附权贵贫困一生

  黄鲁逸一生贫困,大半生卖文度日,却经常用微薄的稿酬接济穷人,黄洪儿时常听长辈提起,创办优天影剧社时,家庭经济非常困难,影剧社以宣传革命为主,门票收入又低,演员们经常没饭吃,每每这时候,父亲就到菜市场捡一些烂菜叶拿回家让母亲洗干净,再买两桶猪血,煮猪血菜叶汤给演员们充饥。

  辛亥革命后,不少革命党人一跃成为达官贵人。谢英伯作序说道:“与鲁逸多旧识,鲁逸宜若可兴达官贵人游矣,而鲁逸歌声呜呜如故,未尝一至达官贵人之门也。”

  黄洪说:“父亲走时,我还很小,但我仍记得他说过,这一生‘不做官,不做贼,但愿柴平兼米白’。”黄鲁逸以报纸为阵地,投身革命,也许是受父亲影响,黄洪也早早投身保家卫国的革命中。

  友人李霞举认为,这是黄鲁逸天真烂漫的性格使然,他一生“视人世如无物,不知有功名,不知有富贵,不知其有利禄,不知有金钱,并不有贫贱,交游甚广,上自军政要人,下而屠沽走卒”。每次写完稿,总会掷笔说“又骗到几毫子了”,没有半点充名士的模样,他嗜酒如命,一有闲,就买酒喝,酒酣则歌声呜呜。

  天真性格的另一面则是他的倔强,辛亥革命后,文人多不再批评政府,但黄鲁逸仍执笔痛斥各种社会不平,谢英伯尝劝他,但黄鲁逸不以为然,依然“攘臂逢之,与之斗,不胜,则涎其脸,砑其齿,嬉笑怒骂”。

  1926年,在极度贫困中,黄鲁逸病逝于香港,留下侧室梁氏、子云湛(即黄洪)和遗腹子云泽,友人争相为其操办丧事,在广州的明星影画院的追悼会,数千人到场送别。晚清最后一届进士、南海十三郎父亲江孔殷在序中写道,今日之伟人高官,像鲁逸仍然为妇孺称道怀念的又有多少呢?